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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司法领域，一国民事判决可否在他国得到承认或执行，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题。通常，人们会将注意力放在两国间是否存在相互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的条约上。目前，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并无此类相互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的条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事判决在加拿大完全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与中英在民事判决执行上遵循互利互惠原则不同，加拿大法院在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时，并不关注加拿大法院此前作出的民事判决是否在中国得到承认和执行。当前，加拿大法院主要依据判例法，即普通法(Common Law)，处理相关案件。

近年来，随着移民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需要到外国执行。加拿大作为中国移民申请人的主要目的国之一，逐渐出现了中国法院民事判决在其境内成功执行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为中国法院民事判决在加拿大执行奠定了法律基础，根据“法官造法”原则，它们亦成为加拿大判例法的一部分，其效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加拿大一国的范畴，为其英联邦国家处理同类型案提供了可参考和援引的法律依据。

对于不熟悉英美法律体系的人而言，判例法中动辄上百页的判决书似乎晦涩难懂。然而，在大多数案例中，法官并非仅就某一特定事实作出判定，而是针对此类事实，结合自身的法律知识、相关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公平原则，确定处理此事的法律检测标准(tests)。案例形成后，其他案件的法官、律师和当事人，可将此前判例中得以确定的法律检测标准，套用于当前案件中相同或类似的事实情况，从而得出具有相对确定性的法律处理结果。

在探讨中国民事判决在加拿大的承认和执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就是Wei v Mei, 2018 BCSC 157。从该案的索引名称可以看出，这是2018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相当于中国的省法院）审判的魏姓原告（音译）和梅姓被告之间的案件。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民事判决在加拿大跨境执行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本案败诉方虽随后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但上诉被驳回，从而进一步奠定了此案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地位。

该案的案情并不复杂。根据公开信息，原告魏先生在中国向唐山丰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音译，以下简称“丰汇公司”）发放了两笔贷款，被告梅先生和其夫人李女士是丰汇公司的唯一股东，亦是上述贷款的担保人。后因梅先生及其夫人未能及时还款，魏先生在中国获得了关于上述贷款的胜诉判决，案件所有事实都发生在中国。在国内诉讼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梅先生和李女士已移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并在当地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拥有三处房产（在加拿大当事人房产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进行查询）。该案案值约2500万元人民币等值的加元，以及约8900万元人民币等值加元的判决后拒不履行所产生的两倍罚息。在法院对梅先生的资产发布冻结令之后，此案法官从以下三个方面审查中国法院判决在加拿大的可执行性：

1. 外国法院是否对该外国判决具有管辖权？

2. 该外国判决是否是决定性的和终局性的？

3. 是否存在可辩护的理由？

针对上述三个测试标准，前两个往往不存在太多疑问。根据受案标准和管辖规定，中国国内法院的判决一般不会出现管辖瑕疵。加拿大法院判定外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依据为，诉讼原因和外国法院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且实质性的联系，如有则认定外国法院具有相应管辖权。而对于判决是否具有决定性和终局性，无论是经过上诉程序后的终审判决，还是在上诉期（15日）内未上诉而生效的一审判决，均符合第二个测试标准的。加拿大法院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作出的终审判决。而上述第三个标准，即是否存在可辩护的理由，往往是中国民事判决可否在加拿大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关键。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与根据海牙公约进行的文件承认程序不同，中国的民事判决在加拿大不存在单独的条约承认程序。加拿大没有专门机构对中国法院民事判决履行承认程序，对中国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其实都是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完成的。即只要符合上述三个测试标准，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就能得到承认和执行。

关于是否存在有效的抗辩理由，加拿大法院普通认为，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外国判决才不可执行：

（1）判决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

（2）判决依据外国刑法、税法或其他公法作出的；

（3）该判决所依据的外国诉讼程序是以违反自然公证(natural justice)的方式进行的。

换言之，如果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合理合法，不存在上述情况，就有可能在加拿大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在这起加拿大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案例中，加拿大法院将中国法律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dishonest person subject enforcement)”作为考量证据可信度的依据，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以及对中国法律的尊重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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